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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 凯利:应当如何谋划智慧城市战略?
来源:上观新闻 | 发布时间:2016-12-28 14:42:40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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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美国和欧洲城市,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同是拥有完整的顶层设计体系,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很多时候,这样的结构可以更快促成决议的执行;风险是如果决策失败,比如投资了根本不会奏效的工程,那么损失也非常大。城市长远的发展,已经远不止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是有更加复杂的驱动因素:人和机遇。
智慧城市不止是互联网
Q:2020年,上海目标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未来我们的城市或将因为科技变得更“ 智慧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城市称得上“ 智慧 ”?“智慧”的来源主要是互联网吗?
KK:理查德· 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已经指出,创意阶层将是城市未来的核心财富。城市的“价值”,或者说“财富”,可以用创意阶层的人数来衡量。几项重要的指标包括但不限于:酒吧数量、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人群的种类、艺术家的数量——没有过多关于工业或是产业的指标。城市财富指的是城市的繁荣度,它不仅是人们的富裕程度,还有城市潜藏的机遇。与收入有关,但更关乎人们的生活质量。

许多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艺术家对城市并不那么重要,“他们不会赚钱,只会花钱”。但事实上, 实际情况经常是,艺术家的到来带来了餐厅、娱乐设施等业态,大公司随着业态设立了办公室,带来更多的人才和产业。再紧接着,高新技术开始出现,带来更高级的人才,促进了经济发展,最后推动城市变得更“智慧”。
Q:这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主题是互联网和智慧城市,许多人对“智慧城市”的认知都与科技有关。那么,上海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才称得上是一座真正的“智慧之城”?

KK:智慧城市的基本构成其实是“具有智慧的人” 。我认为智慧的人并不需要那么得“技术流”,除了会数学、计算机、精通技术,智慧的人应该对书有自己的理解,阅读莎士比亚,懂得欣赏食物,他们“智慧得非常广泛”,是有趣的人。
Q:当前我们谈论智慧城市时,几乎所有人只谈论科技和互联网。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KK:是个问题。因为之前谈论科技,城市是无法真正“智慧”起来的。我的专业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但仅仅知道这些远远不够。
Q:你认为一座具有“智慧”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除了WIFI热点丰富、上网速度快(资费廉价)、移动支付方式便捷之外,智慧城市还需要什么样的科技?
KK:我能列出很多技术,但有一点你问题中没有提到,但我必须强调,就是政府本身需要更顺畅的架构和流程,让决策能有效地落实在城市方方面面。 比如,政府有没有自己的专属APP,让市民能随时查看法律条文,申请办事,找到问题的直接负责人,这些需求都应该通过一个统一的渠道完成,在线上而不是线下。

上海需要一个这样的APP,但有一点可能更重要一些,就是教育体系需要率先“智慧”起来。通过教育,人们会成为城市“创意阶层”的一份子。
高科技需要“高感知”予以匹配

Q:在经济、环境、文化、教育、交通等多个层面, 上海目前可能在哪一方面距离“智慧城市”最为遥远?
KK:上海是超大城市群的一部分,因此上海的发展就必须关注与其他城市的合作,而不是围绕自己。广州、深圳和香港是一个城市群,成都、重庆是另一个。中国有很多超大城市群,那么问题就来了,每一个城市群必须有一项自己擅长的领域。许多人谈到“智慧城市”都想到硅谷,但硅谷只有一个。深圳目前很擅长制造业,因此有自己的存在感。但对上海、北京等城市来说,自己在世界城市中的角色是什么?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并不明确。对上海来说,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可能远远不够,找到自己擅长并将重点发展的领域才是根本。

在新技术领域,上海有很多机遇。比如,眼下世界上还没有人工智能的核心城市,也没有虚拟现实技术的中心,这些都市未来上海可以致力于发展、 研究的方向,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近悦远来,也为人才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降低政策和监管的束缚,鼓励人们尝试和犯错,这才是“智慧城市”应有的风范。

建立一个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集聚的城市很重要,但建立一座艺术家和创意阶层愿意集聚的城市同样重要。城市要让创业者感到有趣,比如研发中心不应该只是一栋高楼,而是人们能自由使用的空间,可以创造出具有十亿甚至百亿能级的未来产业。
Q:某种程度上,艺术家和创业者很相像,都没什么钱,也不是社会主流。眼下在中国许多大城市,深圳也好,上海也好,很多年轻人都在创业,很多新的业态也被发明出来,这些创业阶层或是新鲜的业态会为城市带来什么?
KK:这是居住在这里的决策者需要好好考虑的。世界级的城市,比如上海,需要来自各个领域的创业者,包括食品、建筑、教育、设计等,决不能仅限于科技的创新。让科技创新良好发展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文化、教育、交通、医疗等各个社会领域都顺畅地发展。不过,上海仍然需要选择一到两个重点领域,鼓励人们在这一两个领域加大创新力度,但我必须再次强调,不能仅限于科技领域的创新。
KK:理查德· 佛罗里达的研究中提到,在科技以外的投资和创新最终都会有所回报,也会为科技的发展带来必要帮助。想要让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发展得更好,首先要让其他领域也能健康发展。

1982年,未来学家约翰· 奈斯比特在他的著作《大趋势》中提出了“High tech,high touch”的理论,即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工具如何方便,最终所有人都会采用相同的科技,立足在同一起点,而最后决定胜负的,是人们的思想,人们对他人的感知和触动。科技越发达,需要的“high touch”(高感知能力)就越多。大城市群不可能只发展科技。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除了发展金融或是汽车工业,本身也有非常棒的美术馆、博物馆,称得上是文化中心。因此,在担心能否成为科技中心时,也应该关注能否成为文化的中心。
Q:互联网冲击、颠覆了许多传统的行业,现在一些大城市里受到冲击的人们在抱怨,比如互联网让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收入出现了减少,你认为在城市经济运转中,政府应该对这些冲击和颠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KK:有一点我必须指出,人工智能、机器人会创造更多职业,但人们需要被重新训练来适应这些新技术。智慧城市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为看似要被淘汰的人提供再教育的机会。不管人们年纪多大,都能获得类似的再教育机会,这样的城市才是理想的智慧城市。未来,当一个在硅谷工作的人失去了原有的工作,但他来到上海,得到新的教育机会,能够走上另一条职业生涯,这就是上海的城市价值所在。
“用户生成内容”也将适用城市发展

Q:人们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来适应即将到来的智慧城市吗?
KK:这是一个好问题。一旦智慧城市建成,人们的改变一定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我眼中的智慧城市,是运用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的变化,尝试鼓励人们自己解决问题、做出选择,主动对社区做出贡献。不再是由城市决策者、 顶层设计来发号施令,而是形成了人们自主自治的生态,人们可以自由组合解决问题,流动更加方便。

这是类似于互联网中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如同现在用户自己为Youtube、优酷或是微信、微博生成内容,未来的智慧城市中,城市要素也由市民自己生成。城市为人们提供平台和工具,居民自己生产内容,让城市变得更好。
Q:物联网为城市带来了许多新的数据,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大数据,来建造更加智慧的城市?
KK: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城市有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身份证包含一切信息。通过这些渠道,城市能做非常多的事情。比如通过获取每一辆车的实时数据,能够控制交通。因此,城市需要出台新的规章或措施来有序管理这些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数据。
Q:未来,智慧城市是否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隐私问题和道德问题?怎么办?
KK:是的。但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不断尝试、不断犯错来回答。人们不能提前计划所有事,必须不断试错。智慧城市的最深一层,是允许人们失败,并能及时帮助失败的人重振旗鼓。我们必须学习拥抱失败。
Q:在你写的书中,哪一本书可以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智慧城市?
KK:我的新书《必然》。我自己也推荐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他是智慧城市方面的专家,我的书更专注科技的发展趋势。我关注科技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人一谈到科技, 首先想到的反应是回避,比如VR会让孩子获取不良信息,又比如机器人会让人失业。在《必然》中,我明确提出,人们无法阻止新技术的到来,但却能选择如何运用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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